对不起，《挺经》也不是曾国藩写的 | 短史记

之前谈到，被诸多出版社、诸多“当代国学家”力推的“曾国藩名著《冰鉴》”，不但是一本超级烂书，而且根本就不是曾国藩写的（传送门：《对不起，《冰鉴》这本烂书根本不是曾国藩写的》）。

这里再说一下另一本所谓的“曾国藩名著”《挺经》。

图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《挺经》封面

一、曾国藩没写过《挺经》

与《冰鉴》一样，这本书也很烂，也不是曾国藩写的。

翻查正规的曾国藩文集，无论是曾死后李鸿章等人编撰的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，还是岳麓书社上世纪九十年代整理出版的《曾国藩全集》，都找不到所谓《挺经》的踪影。市面上所有以《挺经》为名的图书，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产物，是出版社追赶“曾国藩热”而创造出来的一种“新产品”。创造的具体方法，是辑录一堆曾国藩的家书、日记和文章，再以编写者自己对“挺”字的认知为浆糊，把这些家书、日记和文章粘成一坨，然后在封面印上“曾国藩著”字样，就算大功告成。

读者以为自己是在看“曾国藩的《挺经》”，但他读到的只是曾国藩的只言片语和编写者自以为是的浆糊。

其实，民国人也伪造过《挺经》。下图是民国文化人刘树鹏自己脑补出来的《挺经》，刊登在中央周刊1946年第34期上。与今人不同的是，刘树鹏明言这三十条是自己编造的，并没有将《挺经》弄成正儿八经的“曾国藩著”。他在文章的开篇处说得很明白：曾国藩的《挺经》没写成，如今已无从查考，实在是太遗憾了。所以“区区妄拟挺经”三十条，以彰显我们湘人的气质。

图：刘树鹏创作的《挺经》

二、曾国藩否定了没写出来的《挺经》

《挺经》这本书，唯一绝对真实的，就是《挺经》这个书名。该书名最早见于晚清笔记史料《水窗春呓》。作者是做过曾国藩幕僚的湖南湘潭人欧阳兆熊。

欧阳兆熊的原话是：

“文正一生每三变：……又（1）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，（2）至出办团练军务，又变而为申韩，尝自称欲著《挺经》，言其刚也，（3）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，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，朝议颇不为然。左恪靖(宗棠)在骆文忠(秉璋)幕中，肆口诋毁，一时哗然和之。(文正)出山后以柔道行之，以至成此巨功，毫无沾沾自喜之色。尝戏谓予曰，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，铭文吾已撰：‘不信书，信运气’。公之言，告万世。文正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，庄老为用。可知其所趋向矣。”

这段话谈的，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三次变化（欧阳兆熊的理解）：（1）早年做京官，信奉儒家的程朱理学。（2）回乡办团练，改信申不害、韩非子的法家理念，期间有意写一本《挺经》。（3）遭受朝廷和官僚系统（尤其是同僚）的集体诋毁与排斥后，又抛弃了法家理念，改信黄老“柔道”之术。

依据欧阳兆熊的这段叙述，可以知道：

第一，曾国藩办团练期间，确曾动过念头，想要写一本书叫做《挺经》。但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写出来。

第二，曾没写出来的这本《挺经》，以法家理念为底色，核心主旨是“言其刚也”。什么叫“言其刚”？就是如商鞅、韩非所主张的那般，以严刑峻法治理团练，以条条框框与同僚相处，绝不通融绝不迁就。所谓“挺”，就是硬而直的意思。

第三，当代人编写的伪书《挺经》是一本成功学读物，曾国藩那本没写出来的《挺经》，带给曾的却是失败。曾遇挫后抛弃了“挺”和“刚”，该走“柔道”路线。他对欧阳兆熊说自己的成功之道是“禹墨为体，庄老为用”，其中没有了法家的“挺”和“刚”。

也就是说，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否定了没写出来的《挺经》。今天流行的那些“曾国藩著《挺经》”，其实质不过是“曾国藩：我以前想写本《挺经》；书商：我们替你写好了”。

图：《水窗春呓》封面

三、还有一个李鸿章版《挺经》

翻看今人杜撰的各版本《挺经》的目录，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十八条。且第一条肯定会讲一则相同的“争道”故事：一个挑菜担的人，与一个挑货担的人，在水田的田埂上迎面碰上，谁也不愿下到水田里去给对方让路。然后来了一位老者，他提出由自己下到水田里，帮二人用头顶起菜担和货担。这种“挺身而出”让挑货担的人过意不去，放弃僵持主动下到水田，化解了一场纠纷。

之所以是十八条，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晚清官员吴永在笔记史料《庚子西狩丛谈》里说，李鸿章告诉他曾国藩有18条《挺经》，且第一条就是这个挺身而出化解争道纠纷的故事。

吴永做过李鸿章的幕僚。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孙女婿（但没有见过曾国藩），李鸿章对他颇为亲近，一度让他“晨夕左右”陪伴自己，还会将自己对朝廷的一些牢骚说给他听，也会和他说许多当朝典故。据吴永回忆，李鸿章对他谈曾国藩的《挺经》，是在甲午战争之后。当时，李鸿章闲住北京贤良寺，事业遭受了巨大打击，人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。某日，李对吴说：

“我老师的秘传心法，有十八条挺经，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。我试讲一条与你听。一家子，有老翁请了贵客，要留他在家午餐。早间就吩咐儿子，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。日已过巳，尚未还家。老翁心慌意急，亲至村口看望。见离家不远，儿子挑着菜担，在水塍上，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。彼此皆不肯让，就钉住不得过。老翁赶上前婉语曰：老哥，我家中有客，待此具餐。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，待他过来，你老哥也可过去，岂不是两便么?其人曰：你教我下水，怎么他下不得呢?老翁日：他身子矮小，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，坏了食物。你老哥身子高长些，可以不致于沾水，因为这个理由，所以请你避让的。其人曰：你这担内，不过是菜蔬果品，就是浸湿，也还可将就用的。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，万一着水，便是一文不值。这担子身分不同，安能教我让避?老翁见抵说不过。乃挺身就近曰：来来，然则如此办理。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，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，我顶在头上，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，再将担子奉还。何如?当即俯身解袜脱履。其人见老翁如此，作意不过，曰：既老丈如此费事，我就下了水田，让尔担过去。当即下田避让。他只挺了一挺，一场争竞，就此消解。”

李鸿章还告诉吴，这个故事“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”。但说完这一条之后，李就不肯再说其他了。吴永开口请他多说一说，李的回应是含笑挥手拒绝，说“这此一条，够了够了，我不说了”。李没有再说其余的十七条，后世之人伪造《挺经》，就只好循着李鸿章对“挺”字的理解，再凭空捏造十七条。

按欧阳兆熊的叙述，曾国藩的“挺”指的是严刑峻法和严守章程，是法家处理政务人事所主张的“刚”，也就是不搞通融，不玩弹性。与法家“挺刚”对立的是黄老“柔道”。到了李鸿章这里，“挺”却变成了挺身而出、坚持不退——袁世凯劝李鸿章辞职归隐时，李明确拒绝，且回复说“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，我是要传他衣钵的。我决计与他挺着，看他们如何摆布？”

两相比对，自然是欧阳兆熊的叙述更可信。给吴永讲“老者挺身而出化解争道纠纷”这个故事时，李鸿章正遭受到朝野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。这故事里，其实全是他自己的影子。他其实是在把挺身而出踏入泥田的老农，对应自己“挺身而出”前往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为甲午中日两国战事善后。遗憾的是，吴永没能体会到这层讯息，反追着李鸿章要听另外十七则挺经故事。意兴阑珊的李鸿章，自然只能以“够了够了，我不说了”作为回应。

李鸿章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块垒的心境与做法，学者羽戈也有精辟的洞察：

“吴永是老实人，想来不会说谎，李鸿章天马行空，不拘小节，完全可能代老师立言，……纵观曾国藩一生行事，论成功秘诀，与《挺经》关系实在不大，而当归于黄老之学。……相比曾国藩，李鸿章显然与《挺经》更加亲近。他这一生，都在坚守一个‘挺’字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之后，清议汹汹，积毁销骨，几欲杀之而后快，李瀚章见状，给弟弟李鸿章写信，相约一同告老还乡，息影林泉，李鸿章不从，答以‘当与国同休戚’。这一挺，挺到了庚子年。”（羽戈，《李鸿章的＜挺经＞》，中国经营报2017年12月2日）

遗憾的是，今人伪造的《挺经》，既见不到李鸿章这种幽深的心思，也与曾国藩之“挺”风牛马不相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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